最近的我，多了一个习惯。每天下午的五点钟，我都会准时地感到猛烈的，不明原因的困意。这种困意尽管触不到也看不清，却更像是雾的海啸，让人无从躲避。每当这种困意袭来，我就连挣扎也不挣扎一下，走进卧室，躺倒，阖眼，旋即跌进深度的睡眠。

通常我并不会睡很长时间。有时只睡半个小时就被电话吵醒，就算没有干扰，一个小时也就自动醒来。醒来的时候虽然也感到昏昏沉沉的，但只要过上几分钟就会变得和神清气爽了，甚至连皮肤也看起来容光焕发。我偶尔会做一下小梦。时间不允许我做那种鸿篇巨制的大梦，所以就只有模糊的小梦。

下午的五点钟显然不适合睡眠，但我已然不受自己的控制。坐在桌前做功课，五点，放下笔去睡觉。和朋友见面，迫近五点，告别回家睡觉。总之，如果下午五点钟要睡觉的话，会给生活造成很多麻烦，也会把一天分割成不连贯的三段——白天，黑夜——还有中间一段混沌的那个。

妈妈也发现了我这个新习惯。“今天一定又很辛苦了吧。”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做好了饭菜的她总是这样对我说。我则会揉揉眼睛，费力地拉开椅子坐下。餐桌上方的水晶灯显得尤其刺眼，喉咙处因为睡眠而变得粘稠，原本就懒得讲话的我这时就更没有什么可说的。

“究竟是怎么了呢？”我这样问自己。今年的冬天好像特别的长，还异常寒冷，我的身体还不习惯这样的天气。这也许就是原因。又或者，青春期末期的人在某方面的分泌和激素与他人不同，所以特别容易感到疲劳。这也许也是原因。可能性太多了，我决定不再想下去。想下去，就算想出个结果，对我五点钟睡觉这件事也没有任何帮助，这一点我的直感已经告诉了我。

这天的五点钟，困意例行公事地到来了。我乖乖钻进被子，真是温暖啊。温暖这回事是我第一次注意到，注意到了以后，这种温暖就被迅速地放大了。好像全身上下，血管里头，每个毛细孔里都充斥着温暖。并且，这种温暖的湿度和温度达到了舒适的平衡，我整个人都舒畅极了。今天真是好天。我渐渐失去意识。

没有任何电话和杂音的打扰，再醒来时，我意识到自己这次不止睡了一个小时。虽然没看表，但直感是这样提醒我的，我一定睡了三个小时，也许还要多。

房间的颜色也和平常有些不同。平常只是黑天的昏暗，但今天的昏暗有些泛红。像路灯的投射，但比那要更粉红，也更加微弱。下雪了！我立刻想。只有下雪才会有这样的光。黑夜，月光和灯光投到了白色的雪上，再由白雪透过我的白色厚窗帘投到房间里，才会造出这样泛红的颜色。我从床上下来，一阵晕眩后，摸索着拉开了窗帘——果真从什么时候开始下了雪。雪细碎得像面粉，大量持续不断地从天而降。外面的路已经被厚厚地盖住了，树也被盖住了。一切都蒙上了白白的，细碎的雪。雪没有停的迹象。外面没有一个人，也没有车。如果平时的雪天让世界比较安静，今天就是出奇地安静。风也好，别的也好，什么声音也没有了，任何一点声音都没有了，就连雪簇簇落下的声音也全然无声可循。

我随即走到开关那里开灯。“咔嗒。”开关比往常安静了许多，而且，灯也没有任何反应。我反复多按了几次，然后确认了停电这件事。也难怪，这样的大雪。

肚子饿了。睡了这么久，连晚餐也没有吃，妈妈一定是不忍心叫醒我吧。我借着房间里微弱的粉红光，揉揉眼睛，推开门，走到了客厅。客厅也是黑暗的一片，要不是白雪的反射，我大概要像盲人那样贴着墙走才行。由于刚睡醒又睡得太深的缘故，我每走一步都很沉重，血液像是比平时流得更慢，呼吸也不那么顺畅。

妈妈正坐在沙发上不知在做些什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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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谢丁

1、

方诗伟的人生中，最戏剧化的篇章是他离开家乡的时候。那是十年前的事了。这十年间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可以简略跳之，即不精彩，也无特别的困苦，就像他人生中大多数时候一样，平淡，平庸，反正他是一点都不愿意对此说太多。

但他高兴谈起2001年8月21日这天，天气像往常一样闷热。他带着老婆孩子，离开奉节县窰湾村住了多年的房子，到了县城的大南门码头。那个古老的城门在他出生前就立在那儿，几百年来一直是奉节老县城的标志性建筑。所有坐船进出奉节的人，都要从河滩爬上长长的石梯，穿过城门。方诗伟到了城门，看见往下几十米的梯子上，码头的任何地方，都站满了人。那天真是热闹。

整个窑湾村的人都来了。有人打着红色横幅，有人帮着扛包裹，县电视台的，业余拍照的，从北京前来采访的。人群从四面八方赶来，也许闲着的人都来了。方诗伟和他一大家子亲戚（六个姑姑和家人）最后一次穿过大南门，走下石梯，上了通往趸船的铁板桥。到处都是“悲壮而亲切”的横幅。检票口挂着“移民朋友您好”，轮船上挂着“舍小家，顾大家，为国家”。方诗伟的胸前挂着黄色的“移民证”。然后他们上了船，站在栏杆前，岸上乌泱乌泱的人。他的朋友，邻居，那些留守的人，无论认识不认识，都挥着手。他的老婆开始哭起来，他也红了眼睛。他说，“那就像拍电影一样，生离死别似的，谁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回来？”

轮船驶出码头，开过窑湾村，又过了白帝城，进入夔门。老婆还在哭。他忘了在船上度过了几天，然后在江苏江阴下了船。一辆大巴车把他们送到浙江萧山。亲戚们在这里分手。大姑和二姑去了嘉兴，七姑和八姑去了坎山镇，六姑去了南阳镇。方诗伟和父母、三姑，到了衙前镇四翔村。

到村里的第一天，也很热闹。尽管大多数人说的话根本听不懂，但气氛仍是热烈兴奋的。村里为他们安排了四栋白色小楼，一楼一底。方诗伟和父母住一栋，哥哥住另外一栋，三姑一家人就住隔壁，余下一栋，则分给了陈彬，他也是从窰湾来的移民。装着所有家具的大卡车，已提前运到。他卸下结婚时置办的电视柜、小木椅，能带的都带来了。

这个村子他是来考察过的。全家人决定移民后，他和哥哥专程到这里看了一次。当地政府安排了一辆中巴车，让移民们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看。他下车转了一圈，不到10分钟就被叫上了车。他留意到门前有一条铁轨。

那天夜里，他没听见轮船的汽笛，却被一趟趟火车震醒。“我们感觉床在动，就像睡在火车里一样。”连日来的像演戏一般的人生终于结束。生活似乎又回到以前的平淡，但肯定又有所不同。在距离萧山市区20多公里的这个村子，方诗伟成为人们口中的“三峡人”——不过，这些都是十年前的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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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几天过得烂极了，给我两拳吧！

有一年夏天，我去了广州，回到学校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见过世面，因为我接触到的都是我认为很牛逼的人，比如黎广、邹志渭还有李蝴蝶。
我喜欢穿邹志渭送给我的一件红色T恤衫，上面一句口号“团结紧张，严肃活泼”。我总是穿着它出现在人多的地方，特别是穿着它去参观亚洲三年展，装出一副名士的派头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屌。
那时我特别喜欢找何淑君玩，可能是因为她从广东来。她刚从学校宿舍搬出去，从沈楠那租了个小房间。我去过那里，有一天我买了一袋速冻水饺去那里煮。吃完之后，我躺在她的床上，她不让我躺，我就翻东西——我从小就喜欢这样。我从她抽屉里翻出一堆药，我以为是治痛经的，她说不是。后来干了什么我现在想不起来，好像骑她的单车出去转了转。
何淑君在学校的论坛上注册了一个号，发些电影评论的帖子，很快被老版友们注意到了。郭强以为她是美女，就约她去紫霞湖玩。郭强回来后很失望，好像还在群里吐苦水。
有一天半夜，我叫郭强去学校外面吃夜宵，故意把何淑君也叫上了。郭强很尴尬，回的时候总挤兑我，说我搞了何淑君。
虽然总跟她一起玩，我对她好像还不抱有其他方面的想法，她瘦得跟柴火一样。郭强说：关着灯摸她胸你还以为是摸到背上的两颗痘。
我那时想办一本杂志，特意从广州背了十几本《中大学生报》回学校。我去问学校一个干部要钱，他表示个人可以支持我一些，最多五十块钱。我还去学校外面的酒吧、市中心的书店拉过赞助，没弄到钱。我还记得策划书中对杂志的介绍是参照了《新共和》杂志的创刊设想。
何淑君也对杂志感兴趣，但不想去弄钱，只希望我弄到钱之后给她一个专题总监的头衔。我忘记了怎么答复她的。写到这里，我想起她为什么总找我了，她想从我硬盘里拷电影。我们还经常去买些碟，都是我买，然后她借去看。她有个弟弟，那时在读技工学校，很不省油。她大概在那时戒了烟，不然她可能会挂掉。
我还在那时制定了人生目标，买体育画报看，学习它的写作风格。何淑君就喜欢谈这种话题，她好像是想做导演还是什么，总找我谈，更多地是听我说。但我真的忘记了那时具体的理想是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