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年夏天，我去了广州，回到学校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见过世面，因为我接触到的都是我认为很牛逼的人，比如黎广、邹志渭还有李蝴蝶。
我喜欢穿邹志渭送给我的一件红色T恤衫，上面一句口号“团结紧张，严肃活泼”。我总是穿着它出现在人多的地方，特别是穿着它去参观亚洲三年展，装出一副名士的派头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屌。
那时我特别喜欢找何淑君玩，可能是因为她从广东来。她刚从学校宿舍搬出去，从沈楠那租了个小房间。我去过那里，有一天我买了一袋速冻水饺去那里煮。吃完之后，我躺在她的床上，她不让我躺，我就翻东西——我从小就喜欢这样。我从她抽屉里翻出一堆药，我以为是治痛经的，她说不是。后来干了什么我现在想不起来，好像骑她的单车出去转了转。
何淑君在学校的论坛上注册了一个号，发些电影评论的帖子，很快被老版友们注意到了。郭强以为她是美女，就约她去紫霞湖玩。郭强回来后很失望，好像还在群里吐苦水。
有一天半夜，我叫郭强去学校外面吃夜宵，故意把何淑君也叫上了。郭强很尴尬，回的时候总挤兑我，说我搞了何淑君。
我对她是没有什么兴趣（我是说男女朋友那方面），瘦得跟柴火一样。郭强说得更难听一些：关着灯摸她胸你还以为是摸到背上的两颗痘。差不多就这样。
我那时想办一本杂志，特意从广州背了十几本《中大学生报》回学校。我去问学校一个干部要钱，他表示个人可以支持我一些，最多五十块钱。我还去学校外面的酒吧、市中心的书店拉过赞助，没弄到钱。我还记得策划书中对杂志的介绍是参照了《新共和》杂志的创刊设想。
何淑君也对杂志感兴趣，但不想去弄钱，只希望我弄到钱之后给她一个专题总监的头衔。我忘记了怎么答复她的。写到这里，我想起她为什么总找我了，她想从我硬盘里拷电影。我们还经常去买些碟，都是我买，然后她借去看。她有个弟弟，那时在读技工学校，很不省油。她大概在那时戒了烟，不然她可能会挂掉。
我还在那时制定了人生目标，买体育画报看，学习它的写作风格。何淑君就喜欢谈这种话题，她好像是想做导演还是什么，总找我谈，更多地是听我说。但我真的忘记了那时具体的理想是什么。

《猎奇之旅》是NYT记者特立斯基于大量事实写出的纽约不为人知的很多地方。这本书更坚定了我的一种看法：写文章时要忘记写这篇文章的意义，把一件事情说清楚就可以，越清楚越好。
《猎奇之旅》里，写作技巧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也许根本不重要。我知道重要的是：大量地近距离采访，获取越多故事越好。

我大学毕业前，我妈跟我说，一件事情，不管看起来多么诱人，如果需要拿个人自由去换，都是不值得的。当时我们正在说未来择偶问题。她认为绝对不要贪图对方的家境而牺牲个人自由。
我说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
很巧的是，上班后，我的上司跟我讲了湾仔的经历。湾仔是小有名气的记者，娶了一个推拿师的独生女儿做老婆。据说这个推拿师很有来头，给政治局的大员们按摩，家底颇丰。
湾仔结婚后，和他老婆、岳丈、岳母住在豪宅里。在这个家庭中，原本上蹿下跳的湾仔失去了地位，几乎和岳母养的一条宠物狗一起，位居家庭序列的末位，受三个人指挥。湾仔在家里给老家的父母打电话，要到角落去，还不能说太大声。父母来北京看他，得看亲家脸色。
湾仔也不是没有收获，岳丈给了他们两口子另外买了别墅。如果和他老婆一直生活下去，他岳父的家产他会有份。
上司问我，你愿意做湾仔吗？
我说不做，并想知道湾仔的感受。
上司说，湾仔确实经历过痛苦，现在似乎能够看开了。
……
贝尔巴托夫说，我这样的人，就应该活得很潇洒。我想说的也是，何不活得潇洒一点，在大多数事情上。

昨天在一场晚宴上遇到一名以前认识的记者，他现在就职于南方报业集团下面的一份报纸，还是做记者。他证实了一些网上关于他们收入的传闻，的确非常丰厚：一篇2000字的稿子可能可以拿到1000多块的稿费，最重要的，这是日报。
如果您是新闻从业人员，是否愿意匿名在留言中写下您的收入呢？

1、

我和陈佩斯初次碰面时，他一句话也没说。那是7月下旬的一个下午，排练间隙的休息时分，几天来炙热的阳光突然没了影，小风轻轻掠过剧院外的树枝，陈佩斯就站在那里，和几个演员小声说着话。他左手叉在腰间，右手举一支烟，看起来似乎很累。我走过去，自我介绍一番，他接过名片，用那双出了名的小眼睛斜视着我，点点头，一句话没说。

也许是因为天气太好，他的光头在那天并不显眼，像打了一层磨砂，底下又是非常干净的，仿佛那里从未生长过任何东西。他的眉毛不浓不淡，已经有点泛白。一双鹰般的黑眼珠却不停地来回移动，灵活得有点过分警惕了。他常用这种眼光斜视看人，在排练的时候突然朝我投来一瞥，在吃饭的时候不经意盯我一下，甚至当我和他并排走在路上，他朝我说话时也是这种眼神。起初我似乎觉得那有点轻视的意思，后来渐渐察觉那只是他在偷偷观察，并无他意，甚至是带点好意，他大约总是想照顾到身边的人。有好几次，我们走在路上，我问他能否找个时间坐下来说话。他就用这种眼神斜着我，嘴巴夸张地裂开，轻轻吐出一个字：“累。”

我那时正想方设法能和他说上话。自从1998年他最后一次在央视的春晚露面之后，我再也没有在电视上看见过他。我肯定错过了一些，比如2008年北京电视台的春晚，他和朱时茂奇迹般地再次登台，演了一个名叫《陈小二 x 2》的小品。但那真是奇迹，能请动陈佩斯再次在电视上演小品，得拿出什么样的诱惑？当我和段嵘聊起此事时，她是那年春晚的导演，她说，起初谁都认为这件事没有希望。他们第一次见面，陈佩斯留下一句话，“我可以上春晚，但没有好作品我就不去。”其他人都觉得这大概是一种推辞，但陈佩斯给段嵘留下的印象却是极为认真的，他只是对作品很挑剔。

那次登台有着不平凡的意义。陈佩斯刚好离开央视春晚十年，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已经很久没看见过他。十年来，偶尔传来的消息也总是把他和央视扯到一起。最传奇的一个说法是，他被央视封杀之后，有一段时间无路可走，在北京郊区承包了一座山，种植果树。靠贩卖果子赚来的钱，他东山再起。尽管这则谣言一再被陈佩斯自己或者他的朋友们否认，但人们似乎宁愿相信这是真的，一个明星就应该有这样传奇式的“大起大落”。

在这十年中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则报纸上的新闻：“离开央视也能活，陈佩斯狂卷4000万票房”。那大约是2002年，他的第一部话剧《托儿》前一年全国巡演127次，据说票房极好。起初，他的舞台似乎主要在南方，在江浙和两广地区。但到今天为止，他一共排演了六部话剧，514场的足迹遍布全国（除了西藏、青海和新疆）。在一些二三线城市，票总是一抢而空。在当今的话剧市场，这种盛况几乎令人难以理解。有次我问他，那些观众大约都是想来见见他真人吧。

“他们不是冲我来的，是冲着笑声。”他说，“因为我曾经给他们带来笑声，他们对我就有一种期待。”

不过，我并不总是有机会和陈佩斯讨论这些问题。在那个夏日的午后，我和他第一次碰面的时刻，他不想和我说话。他穿一件浅蓝色T恤衫，领口是鲜黄色的，一条藏青色宽松的纯棉短裤，脚上是一双厚底舒适的卡骆驰鞋。我这样描述，你可能还是没有什么印象。你不妨想象一下，坐在老北京胡同里的那些整日晒太阳闲着没事打牌下棋的人，他们才不会在乎如何打扮自己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他们眼中只有面前的那盘棋，你站在旁边，只有看的份儿，千万别说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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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泽克讲了一个故事，弗雷德里克·布朗[Fredric Brown]的《实验》：

约翰逊教授发明了时间机器的一个微型实验模型。它可以把一些小物件发送到过去或未来。他首先向他的两个同事展示了一次朝向未来的五分钟的时间旅行，他设置好朝向未来的控制面盘，把一块黄铜做的立方体放到了机器的平面上。它迅速消失了，并在五分钟之后重新出现。

接下来，朝向过去的五分钟实验更为精巧一些。约翰逊解释说，他把控制面盘设置为五分钟，并会在三点整把立方体放到平面上。但既然时间是在回流，立方体就应该从他的手中消失并在两点五十五分，也就是他把方块放上去前的五分钟，出现在平面上。一个同事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：“那么，你如何把它放上去呢？”约翰逊又解释道，在三点整，立方体会从平面上消失并出现在他手上，好让他放到机器上去。这正是实际发生的事情。

第二个同事想要知道，如果立方体（在被放上去前五分钟）重新出现在平面上，而约翰逊改变了主意，不在三点整把它放上去，又会怎样？这不是制造了一个悖论吗？

2009年，我选过一门课叫做Writers Workshop。课是很冷门的课，老师是教英文的Ms. Ventresca。她经常冒出一些兴师动众的点子，却总在行动上拖延。所以选这门课的人，大多是即将毕业，个性另类的12年级生。这些人心血来潮的时候也许会写出一鸣惊人的东西，但更多时候会把早该上交的作业拖上三个礼拜。和我同年级的只有一个很会唱歌的寡言男生，各自坐在教室的一角。

一次，在一节课上我们都写了短篇童话故事。Ms. Ventresca把它们收走后就没有再发回来，我们也就渐渐忘记了这件事。在大概一个月以后，圣诞节快要到的时候，她突然重新把这些童话发给我们，说：“接下来的活动是回到自己的小学，把童话故事作为圣诞礼物讲给小朋友们听。圣诞假期之前完成。有分数标准的哟。”

拒绝的理由是必需的。但Ms. Ventresca就是拥有某种特别的力量，可以使得自己所有理想化的主意都变成现实。等到教室的抱怨声快要停止的时候，她突然瞪圆了那双褐色的意大利眼睛，指着我说，“啊！她怎么办？” 一些人发现路边被撞伤的野鹿时，就会露出那样的神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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